双眼视力差距过大时,视物会出现明显异常,就像两只眼睛里各装着半片星空,视力较好的眼捕捉到的画面清晰完整,视力差的眼看到的却模糊残缺,大脑难以将两者融合成单一清晰的图像,不仅易引发视疲劳、头晕,长期还可能影响立体视觉,让对距离、深浅的判断出现偏差,需及时干预矫正。
阿婆的眼睛不好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或许是父亲离家那年,或许是母亲病倒的那个冬天,又或许,是我第一次攥着不及格的试卷躲在巷口,她找到我时,眼里那团烧了半生的火,悄悄熄了一小块。
我总觉得阿婆的两只眼睛不一样。
左眼像蒙了层薄纱的毛玻璃,看什么都带着点模糊的温柔,我放学晚归,远远看见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左眼眯成一条缝,努力分辨着路尽头的人影,哪怕我已经跑到她面前,她还要歪着头,用那只眼睛再确认一遍:“是我的小丫头哦?”她会用左手牵我,手掌的纹路里还沾着灶膛的灰,指甲缝里嵌着没洗干净的青菜汁,那只左眼映着我蹦蹦跳跳的影子,像把整个夕阳都揉碎了装进去。
右眼却不一样,阿婆穿针引线时,总把右眼凑得离针孔极近,睫毛几乎要碰到线尾,那只眼睛里藏着精准的狠劲——能把破了洞的校服补得看不出痕迹,能把歪歪扭扭的布片缝成圆滚滚的沙包,甚至能在我偷偷把药渣倒在花盆里时,隔着半间屋,用右眼扫我一眼:“丫头,药要喝完,病才好得快。”那眼神像根细针,精准地扎穿我所有的小把戏。
我曾以为这两只眼睛的不同,只是因为岁月留下的瑕疵,直到那个暴雨夜。
父亲已经三年没回来了,母亲的病时好时坏,那天村里来了电话,说母亲又咳得厉害,要赶紧送县医院,阿婆翻出压在箱底的布包,里面是她攒了半年的鸡蛋钱,毛票叠得整整齐齐,她抓着布包的手在抖,左眼被雨水淋得睁不开,右眼却亮得吓人,借着闪电的光,我看见她右眼里映着雨丝,映着摇晃的树影,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、近乎绝望的倔强。
“丫头,在家等我。”她把我锁在屋里,声音压得很低,怕我听见她的颤抖,我趴在门缝里看,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过泥泞的田埂,右眼始终盯着通往镇上的路,像在黑暗里抓着唯一的光。
那天之后,阿婆的右眼也开始模糊了,医生说,是长期劳累加上情绪激动,引发了眼底的病变,她再穿针时,两只眼睛都要凑到针孔前,有时候试了十几次,线还是穿不过去,她就把针放在桌上,用两只眼睛来回地看,像在辨认两个陌生的、逐渐远离的世界。
我上初中那年,要去镇上住宿,临走前,阿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,给我缝新书包带,她的两只眼睛都蒙着一层淡淡的灰白,穿针时,线在针孔前晃了好久,最后还是我接过线,帮她穿了进去。“丫头的眼睛亮。”她笑着说,左眼的皱纹挤在一起,右眼的皱纹里像藏着点遗憾。
我低头看她手里的书包带,针脚歪歪扭扭的,却每一针都缝得很用力,忽然想起小时候,我总爱盯着她的两只眼睛看,问她为什么不一样,她那时说:“左眼装着心里的事,右眼装着手里的活。”
原来不是瑕疵,是她把对家人的牵挂、对生活的期盼,都揉进了那只模糊的左眼里;把撑起这个家的坚韧、面对苦难的清醒,都刻进了那只精准的右眼里,两只眼睛,一个盛着柔软,一个藏着坚硬,共同撑着她走过那些没有星光的日子。
现在阿婆的两只眼睛都快看不见了,她坐在门口晒太阳时,会拉着我的手,让我描述天上的云是什么形状,远处的田埂有没有变绿,我凑到她面前,看见她的两只眼睛里,都映着我的影子,模糊却清晰,像把半生的温柔都沉淀在了里面。
我总觉得,阿婆的两只眼睛里,藏着半片星空,那半片,是她没能亲眼看见的、我们越来越好的日子;而另一半,正由我们,替她慢慢点亮。

